二战之我是蒋纬国第107节 大迁徙(3/4)

国根据“原先历史上的日军进攻路线和占领区”而设计的，自然是对症下药、效果显著。另外，蒋纬国特地挑选了很多重工业企业，秘密迁至六盘水和攀枝花，从而进一步地加快六盘水和攀枝花的开发、建设、发展，把这两地变成中国后方的工业核心。

这项大迁移活动在整体上的进展还算是很顺利的，一来蒋纬国有“先见之明”，比原先历史提前好几个月就展开了这项活动，没有日本人的破坏、阻挠、轰炸，不需要一边挨炸弹一边搬机器，自然可以从容不迫、有条不紊地展开来；二来蒋纬国手握尚方宝剑，拥有先斩后奏的大权，三来蒋纬国有的是钱，三来蒋纬国已经联系上民生公司，开通长江水路，四来绝大部分工商业名流人士都是深明大义、爱国爱民的，鼎力配合和支持政府此举，比如上海五金行业的领头人、上海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，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珏，上海机器厂总经理颜耀秋，新中工程公司总经理支秉渊，中华铁厂总经理王佐才，民用化工业巨头、“味精大王”吴蕴初，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、中国通氏汽车轮胎工业首创人薛福基，冠生园公司总经理冼冠生，永利制碱厂总经理、著名化工实业家范旭东，荣氏企业掌门人荣宗敬（面粉大王）、荣德生（面纱大王）等等，可以说是群情激奋、应者如云；另一方面，在蒋纬国的努力推动下，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“针对内迁工商企业的优惠政策”，比如降低赋税、免收地契附加税、拥有原料供给优先权、无偿租借厂房地皮等，同时，蒋纬国还拿出五百万美元的巨款，用于扶助和补贴资金较困难的企业，这些措施都极大地鼓舞和提升了内迁工商企业的热情和信心。除此之外，蒋纬国也言而有信地成为从东部地区迁入西部地区并陷入“人生地不熟”困难境地里的工商企业们的坚实靠山。“内迁委员会”副会长林继庸、钱昌照在武汉市郊区的洪山、簸箕山一带选好了地址，打算建立一个由内迁企业组成的“新兴工业区”，没想到当地很多地主趁机哄抬地价，把地皮价钱提升到以前的十多倍，行为比后世炒房价还恶劣。数十名把企业迁到武汉的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名向蒋纬国告状，蒋纬国获悉后勃然大怒，直接带部队（蒋纬国有“隐形步兵营”在武汉）赶去弹压，先宣布所有地价都不能超过以前两倍，然后宣布擅自提升地价者一律以“汉奸罪”论处，最后抓了十几个出头鸟“杀鸡儆猴”，顺利地解决了矛盾争端。当地有一个道观叫长春观，拥有大片私地，观主侯永德不愿意让出自己的私地，煽动周围佃户拿着锄头斧头展开反抗。蒋纬国获悉后，亲自赶出解决，他先是苦口婆心地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然后宣布给佃户们人家都给予经济补贴，从而说服了受到欺骗而持械反抗的佃户们，但侯永德仍然不依不饶，漫天要价。蒋纬国大怒，直接抡起棍子揍侯永德。由于现场有很多记者，侯永德因此而呼天抢地：“你们快看啊！蒋二公子打人啦！”

蒋纬国怒道：“老子打的就是你这种不识大体、自顾私利的王八蛋！修道之人本该清心寡欲、淡泊名利，看看你这视财如命的德性！你他妈的也配当道士！滚你妈的！”

这件事迅速上了报纸头条，虽然有人批评蒋纬国“粗暴执法”，但他此举却大大地安定了东部工商界名流的人心，“有蒋二公子给我们撑腰，还怕什么呢？”从而愈发地安神定心。

蒋纬国在这场大搬迁活动在忙得四脚朝天，他确实是呕心沥血，因为他知道这件大事对中国、对抗战的意义，他每天坐飞机来回于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杭州、重庆、洛阳、长沙、南昌等地，晚上还要处理搬迁活动中的很多公务（很多公务其实可以由别人处理，但蒋纬国说话分量最重，使得他不得不亲力亲为），所以很多时候，蒋纬国晚上办公，白天在飞机上睡觉和吃饭，实际上，蒋纬国很不喜欢这样，累无所谓，最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担心飞机出事，正所谓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”，夜路走多了肯定撞鬼，飞机坐多了肯定提升坠机概率，蒋纬国可不想英年早逝并且还死得那么倒霉，但没办法，飞机速度最快，坐火车汽车太慢了，来不及在不同城市之间疲于奔命。比如，蒋纬国在南京，武汉又出事了，他如果坐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，赶到武汉时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只能坐飞机才能迅速地赶过去。正因为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上海、武汉等地工商界邀请蒋纬国参加酒会、宴会、舞会什么的，他都一概拒绝，有哪家的名门闺秀想约他，他都睬也不睬（其实他心里蠢蠢欲动，但天降大任使得他没办法）。

在这场大搬迁活动中，蒋纬国提出了一个“三光政策”，拆光、运光，“如果没有拆光、运光，那老子就把它炸光”。经过蒋纬国和各级各方各界的努力，抗战爆发时，上海95的工商业设备被搬运一空，预定搬迁省份里的90以上的工商业设备都搬运一空，从而成功保住了中国的工商业根基和经济力量，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部诸省份的开发、建设、发展。

搬迁，第一是工商业的搬迁，按顺序是：军工业、重工业、化工业、轻工业；工商业之后就是教育部门、高等学府、科研机构、国宝文物的搬迁了。实际上，工商业的搬迁最终目的地还是在国民政府的“国统区”境内，至于大学之类的机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