鉴宝秘术第三六零三章 雍正的品位(1/2)

自古以来，中国绢本和纸本绘画题材可归纳为三大类：山水、花鸟和人物。独立的花卉题材早期多与佛教艺术相关，但其后（尤以十世纪为然）的花卉描写日益普遍。当时，花鸟这一自然写实的组合亦时可得见。川州锦都的黄筌便是以其「写生」花鸟画名噪一时。这种画风在职业或宫廷画师当中尤为常见。黄筌曾供职宫廷画院，其写生之作是先用工笔细线勾画轮廓，再用诸彩填施渲染。相比之下，徐熙出身优渥却一生布衣，其花鸟画风亦迥然有别。徐氏作品有较大的诠释空间，运笔具书法神韵，后人称之为「徐熙写意」，深受文人画派推崇。黄筌、徐熙均追随者众，其画意风骨自宋代以降长盛不衰。雍正帝品味之高或许是清代帝王之最，可想而知，他对这批十五世纪花鸟纹抱月瓶亦青睐有加，他在位期间更命人烧造多款花鸟纹瓷瓶。就此而言，最接近十五世纪审美标准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。传世品中有寥寥数件小巧的雍正抱月瓶，其器型与十五世纪抱月瓶相若，前后腹亦各饰一只小鸟，其中一例为德拉梅尔旧藏，2011年经香港苏富比拍出。另外尚有一款更小巧的作品（高约22厘米），香港佳士得曾于2015年6月拍出一例。这两款小巧的抱月瓶通常瓶口外撇，且大多不带年款。以本品为例的第二类作品更为珍罕，它们通常高约37厘米，配圆直颈。帝都故宫珍藏一例，另一例为张宗宪先生旧藏，1999年11月经香港佳士得拍出。故宫抱月瓶的年款与本拍品瓶底所见类似，而1999年拍出瓷瓶的年款基本上已磨蚀殆尽。在装饰类似本品的较大雍正抱月瓶时，画瓷师基本上保留了十五世纪初及十八世纪较小作品的纹饰格局，与此同时也充份利用其较宽广的「画布」，将前后瓶腹的纹饰题材增至双鸟。就中国纹饰而言，人们常视梅枝上的黑白小鸟为喜鹊；但在布克菲的协助下，专家们终于确定立于本瓶梅枝上的并非喜鹊，而是鹊鸲。这种燕雀类小鸟，先前被划归为画眉科的成员。此鸟因啼声婉转而为人所喜，曾是极为常见的笼养鸟。至于杏树上的鸟儿，人们往往称之为中华「白头翁」，但该鸟喉部为白色，而本拍品的鸟儿却只有白色冠羽和胸羽。本品前后瓶腹枝上的鸟儿均殷殷对望，而杏枝梢头位于左方的鸟儿则回首顾视同伴。这些鸟儿的构图方式与北宋绘画一脉相承，前述徽宗的花鸟册页便是最佳证明。综而观之，本品的纹饰格局要比十五世纪初的版本复杂，但其画工仍无比严谨细腻。与此同时，疏影横斜的虬枝与娇美的梅花对比鲜明，而叶繁枝柔的杏树也与饱满妩媚的杏花相映成趣，笔法意趣均深得丹青之妙。经过一番仔细的鉴赏，张天元基本上可以确认，这的确是一件雍正年代的抱月瓶。而且正是那件在香港佳士得被将近四千万港元拍走的东西。看到美妇瞅着自己，似笑非笑的表情。张天元笑了笑，已然心知肚明了。对方分明是知道这东西是真品，特意拿来考教自己的，如果不能把这价格压倒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，那今天他就算是白来一趟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说道：“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，但如果按照拍价，未免太贵了一些，我或许买不起啊。”“哦？你看出来这东西的真假了？”美妇笑着问道。“这位女士说笑了，我虽然不敢擅称专家，但好歹也是个侵y其中已久的收藏行家，自然是看懂不少东西的，雍正帝最喜欢的这种花鸟抱月瓶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张天元笑道。“花鸟怎么就好了？”美妇问道。张天元没有回答，反而看向了李云璐。“答得满意，再给你打折。”李云璐分明就是不把钱当钱啊，又或者这东西本就是她父亲从别人那里巧取豪夺来的，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。张天元听到她这话，笑道：“早于六朝，「绘画已采用『花』、『鸟』」合而为一的题材。传世作品虽少如寥寥可数，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两位晋代花鸟画家；时至唐代，花鸟画更俨然自成一家。文献中大约载录了二十名唐代花鸟画家，边鸾（活跃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）便是一例，其风格或可视为黄筌画风的前身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早期花鸟画家对唐代陶瓷花鸟纹饰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。早于新石器时代，仰韶文化陶瓷的纹饰中已出现独立的动植物描写。商周以至汉代，间或也有采用这类题材，但到了唐代，由于人们对自然题材兴趣渐浓，所以花鸟也渐以生动和谐的组合，出现于陶瓷乃至织绣品、錾花金属器及其他材质的纹饰题材之中。湘南沙城铜官窑的彩绘器物，应是最广泛采用花鸟题材的例子之一。该窑址1979年出土的执壶中，以花鸟为饰者约占七成。这些纹饰以铁褐、铜绿或铜红各色绘成。颇堪玩味的是，沙城铜官窑器物的花鸟纹饰多用铁褐色细线绘成，较粗的线条则用铜绿或铜红色描画。这些花鸟纹在胎体所划细线的衬托下，构成了生动活泼、妙趣横生的画面。时至宋代，崔白等艺术家长于细笔勾勒，其作品益发生动传神，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写生技法，亦使绢本和纸本花鸟画的发展攀上了新的高峰。就此可证诸宣和年间收录宫廷藏画的《宣和画谱》，书中阐述花鸟画题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。据毕嘉珍统计，书内引述16名画家的作品中，标题有「梅」者共54幅。据分析，梅花这一题材日益流行，恰好与花鸟画的兴起不谋而合。显然，以花鸟为题的平面和立体作品中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