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当官那些年第一百零八章 成竹于胸(1/2)

厘金这个东西，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。最开始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，控制了江南省份，让朝廷税收无计，便有人提出了这个办法，于里下河设局劝捐，公开告知米行，捐厘助响。

值百抽一的商业税，百分之一为一厘，故称厘金，也就是说按货物价格收取百分之一的商税。

厘金被视为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盘剥，是三大恶税之一，被人贬地一无是处。的确，厘金的弊端太多了，一经推广，课征苛重，危害国民。见货即征，不问巨细。不仅名目繁多，如有坐厘、货厘、统税、统捐、产销税、落地税、山海捐等名目，征课异常广泛，“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，日用所需之物，无一不在被课之列。”以广西为例，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，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，小至手帕、荷包、扇袋、及米粉、醋、蒜，均要负担厘金。总之，凡市上之物，无一不征。且卡局林立，一货数征。而且税率也很不一致，是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，，抑制了生产的发展，加速了手工业者走向破产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。

但厘金作为一种商业税制、财政手段，也有显而易见的好处，那就是来钱快。

清政府实施厘金制度收到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搜括了大量的钱财，极大地补救了财政困难。从同治八年开始统计直到清朝光绪三十四年，全国厘金收入总额一直维持在100万两以上，到光绪三十四年超过了2000万两，宣统二年国家财政预算厘金收入甚至为400多万两，而当时的田赋收入约为4600多万两，足见厘金收入所占比重之大。

有这么一大笔钱，清政府不仅不仅仅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在晚清日常的军费支出方面，包括了八旗、绿营兵日常的开支，以及建设海军的军事支出，筹划海防经费都极为依靠厘金，而且解户部款、国家行政费、皇室用费、铁路经费、归还外债、赔款，厘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陈惇提出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已经看到了大明财政的窘迫，或者说是糜烂。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被压缩，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人越来越少，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大的工商业却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，反而侵吞着国家的财税基础。国家只向穷苦百姓征税，而整个大明王朝每年来自田税的财政总收入撑死了也不过四百来万，打一场打仗，大概就能消耗一年甚至几年的税收。

这也是为什么张经搞下台的原因，朝廷从上到下都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，因为实在是拖不起了，军费拨出去的不算，张经还垄断了江南的财赋。可怜军费吃去了不知道多少，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走，年年都要亏空四五百万两。

但事到如今，剿除倭患已经是势在必行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倭乱为乱三十来年，刚开始不过小敲小打，到现在已经是大规模战役了，国家年年在这上面投入不知道多少，总要见到效果，否则这么多年天天说的抗倭简直就是个大笑话。

沙场对垒，军费开支也呈几何级数上涨，为了凑钱，为了让整个中央政府顺利运转下去，嘉靖帝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，派太监下江南就是其中的一种，但人叫苏州百姓痛打落水狗一般地轰了回来，还让御史揪住了祖制的名头，一阵大言炎炎。

在这样下去，大家都要完蛋，若再按找老套路走下去，中央政府将会彻底破产，这个国家将乱到不可收拾据，直到高拱张居正奋起，为大明擎住了一片天。但这两个擎天柱倒下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力挽狂澜，大明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。

若是没有高拱张居正大力推行一条鞭法，使得隆庆末年，太仓积粟，大明早就“家家皆净”，要知道张居正死前，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，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，可支十年之用。这个数字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，但应付几场局部战争可以，但远远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。说句实话，陈惇所见的苏州富甲，都比国库有钱。

一条鞭法不是不好，但阻力太大，比不上厘金见效快，而且需要从上而下的铁腕手段，动静太大，还不是目前的陈惇所能推动的，他也觉得没必要在这事上深入。就目前看来，尽快凑集到足够的军饷，供给东南的抗倭战争才是当务之急。

厘金的征收方法分为三种：一是出产地厘金，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所抽的厘金，比如从山中砍一捆柴出来，就要收出山税；二是通过地厘金，是以货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对象，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，又称为活厘或行厘。通过税就是在道路设卡，这是孙德田在苏州的做法，在各个水路孔道上设置关卡，任何挑着货物经过的人都要缴纳税款。三就是销售地厘金，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税。

这三种征税方法中，陈惇建议通行的是第三种，也就是他说的“门市厘”，意思就是有门面、有店铺的商贾，是征税的主要对象。盖因前二者对普通百姓、小商小贩的伤害太大，施行起来就是危害百姓，且很容易遭到百姓的反抗，像孙德田那样激起民变。

“学生所说的门市厘属于交易税性质，向坐商征收。对各大商行的商贾推行捐厘之法，以米行为例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以资助抗倭大业。其他商行交税的原则，就是按照交易额的多少，百中抽一，先此法推行到各州县米行，再逐渐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开始抽厘，抽厘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