浦江东第185章 “巴拉巴拉”东渡(2/3)

不过，这时候，限于开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财力，“公派”留学生和其他方式出国的人毕竟只是小数，“嫁出去”就成为了另一种出国的重要方式。

所以第二种就是这种能成功嫁给老外的人。

这类人一般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。

开句玩笑，她们的目的，与当年的“农转非”大同小异。

穷则思变。这些洋人的中国媳妇不光嫁老美，只要是老外她们就嫁，日本人，西班牙人，墨西哥人，阿根廷人……还有一大批嫁到港台和中国人过日子，挣得再少也比内地多。

而这样的婚姻以上海为最多，据上海涉外婚姻统计数字，97%是“嫁出去”，只有3%是“娶进来”，以致形成“上海女婿遍天下”的说法。

第三种人，则更多的，是像二毛这样，自己想办法出国的年轻人。

81年12月，我国首次举办了托福考试，托福考试是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到美国、加拿大等国留学，就读高等院校而必须通过的一种英语水平测试。

在1980年代，托福是许多上海青年人整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汇。

要知道，最早的托福在大陆还没办法考，必须要到香港参加考试。那些熟悉的英语教材大家都为了学外语，都为了准备考托福，为了出去。

当时，中央台有“FOLLOWME”（跟我学），出版界有《英语900句》，《新概念英语》等等。

其中，《跟我学》是八十年代初，我国第一部原版引进的，由BBC制作的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。它以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的方式，颠覆了中国人以往的“语法英语”和“哑巴英语”，一开播便红遍全国。

那个年代的上海，就好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外国语大学。连学外语用的收音机、录音机都成了紧俏商品。

当年有多少青年人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外语节目、有多少上海青年人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FOLLOWME（跟我学），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。

在人民公园还有外语角，当时也很有名的，每到周末是人山人海。

那时还没有什么“新东方”，所有到业余进修学校补习外语的学生，都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——出国留学。

不仅如此，除了英文教材，年轻人还热衷于搞很多原版带，唱歌的带子，不要歌词，硬是把它听出来，这样就锻炼了听力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不论以何种形式，出国都是当时年轻人，甚至是中年人共同的夙愿。

那时候，日本更是上海人出国的热门目的地，签证的市民常常要在日领馆门口通宵排队。

“抡大锤的青工，端盘子的伙计，卖西瓜的小贩，忽然摇身一变，穿上笔挺的西装，拎着锃亮的皮箱，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。‘Bye—Bye，大上海！’”后来《解放日报》上，刊登了特稿《“巴拉巴拉”东渡》，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。

“巴拉巴拉”，是日语松散、无组织的意思。东渡，当然就不要多做解释了，历史上曾经有过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。

有人形容说：“当时在上海弥漫着这样一种空气，认为只要去了日本，就能赚到钱。”

其中有不少人校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算不上出国留学，因为这只是为以后考入日本大学搭的一块跳板，更多人人出国则是为了打工挣钱。说是去日本修学，实际上就是借着读书的名义，去日本打工。

上海人当时去日本，有一个共同的目的——“扒分”。

扒分，是一种上海俚语。以前上海人把十元叫作“一张分”，把百元叫作“一粒米”。所谓扒分，就是使劲赚钱的意思，要知道以前十元还是很值钱的。还有一个说法是背米，意思与之差不多。另外，与此相反，要是破财了，花钱了，上海话就叫作坏分了。

到日本后，很多人一边打工，一边在语言学校学日语。去日本打工，当时日本工资水平是上海的三十倍以上。这些人拼命打工，再日本他们积攒起了人生第一笔财富。

然后，不仅上海家里的冰箱、电视、照像机等家电，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。还有很多人三五年之后带着几十万巨款回国。这个数字当时在上海是很天文的，回国后这些人有的买套房子进日企，有的买个街面房开店，有的靠这第一桶金炒股票，有的吃喝piaodu，有的做生意……

以至于有很多人感叹道：“之前出去的时候，什么好的东西都想搬回来给家人。”

那么，当时的上海，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年选择去日本呢？

最终的原因，恐怕很大一部分人都觉得外面收入好，这个是最肯定，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的。

有资料可查，1980年，日本人均年收入是9069美元，美国人年平均收入为12272美元，而1981年，中国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只有476元人民币。

要知道，在81年的时候，上海大部分市民的工资还是几十元。但是54元在日本，也有可能就一两个小时的收入就是50几元了。有些人有时候一天两三个工作，也就是说就一天，赚外快就两三个月工资，这和国内收入对比是很大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到日本去的道理。

二毛后来去日本不久曾经写回来一封信，我假如没记错的话，大概13万日元左右，当初13万日元什么概念？如果按照国内只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