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赵书记，您有什么指示？”陶唐扭过脸看赵庆民。
“我同意陶总对刚才三件工作、特别是指标问题的安排。同志们，在公司目前的情况下，大家要特别注意团结，团结才有力量嘛。我是搞党务的，对经营的情况不那么熟悉，但我提个要求，大家一定要团结在陶总的周围，一定要维护总经理在经营方面的权威，为今年指标的完成竭尽全力。”
“郭主席？”
“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。”自会议开始，郭涛的脸色就一直阴沉着。
“好吧。最后讲几件琐事。第一是子弟就业问题。我来厂的第一天接了次信访，两个工人反映公司招收大学生进厂有些问题……”陶唐将张荣和吴桂生反应的问题简要讲了，“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，不好表态，更不能决定什么。但人事问题关乎民心，不可等闲视之。这件事上周我已经跟刘副总通了气，我的意见是必须给那两个工人一个答复。公司如果严格执行了政策，就给他们解释清楚。如果公司确实存在执行政策偏离的情况，也要勇于承认错误，并且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意见来。我答应本周五之前给那两位工人师傅一个负责任的答复。刘副总，我交代你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此事，有结果吗？”
“有，本来下午一上班给您汇报的，可您去车间了。”
“那好，会后我们谈。同志们，子弟回厂就业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全国每年大学生毕业六七百万，有人说毕业即意味着失业，尽管有些过激，但反映出就业形势的严峻。我们呢？一方面招收大量的临时工，一方面又将大批大学生子弟拒之门外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不合理？能不能改变一些旧有的办法，大学生可不可以到一线去？比如数控机床操作，他们学起来肯定比民工强，也比技校生强吧？关键是待遇问题。你不调整待遇，一些岗位就没有吸引力。这个问题要抓紧研究，请刘副总牵头，尽快搞个东西出来。”
“我原则同意。这个意见好。”赵庆民点头。
“再一个呢，是上周发生的动力公司一位管道工因拆迁冲突致死一事。这件事跟公司经营确实没多大关系，人也是死在厂外的。但死者是公司的正式员工。事件中又处于弱势地位，我们必须关心，否则怎么体现公司的存在呢？我的意见是法律办要介入，要在法律上给予其遗孀全力帮助。我在周六的时候跟东湖的唐一昆先生见了一面，说了这件事，他表示会关注。法律办要派人和东湖联系，争取妥善解决。如果涉及司法纠纷，法律办要积极介入。大家同意吗？”
“陶总，这个口子开了，是不是会有后遗症？”郭涛开口道，“我个人很同情死者，但涉及财产纠纷的个人案件非常多，如果都来找公司帮忙，怎么办？”
“赵书记，您认为呢？”陶唐看着赵庆民。
“原则上我同意法律办介入。但郭主席说的也是实情，我们不能不顾及后续问题。能不能由工会出面，一次性地给家属些补助？”赵庆民道。
“其他同志呢？”陶唐问道。
似乎感觉到了一二把手之间的分歧，副总们都不表态了。
“我同意陶总的意见。”排名最后的邱林看副总们都不吭气，发言道，“只有我们把职工当家人，职工才会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。”
“就是这个话。其实呢，我说的是态度问题。这件事其实更多是技术问题，法律办是搞法律研究的，我们给与职工的，只能是法律上的帮助，依靠的还是法律嘛。东湖实业如果能平息死者家属的怨气当然好了，那样的话就不必打官司了嘛。”
“我同意陶总的意见。”赵庆民对常文海道，“常主席，法律办是你分管的，会后立即照陶总的指示安排执行。”
常文海点点头。
陶唐轻咳一声，“同志们，今天会议的议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总经办形成一个纪要发下去。”陶唐扭头对坐在自己侧后的张兴武交代，然后正色道，“除了指标问题比较重要外，其余几件事，包括安措计划的启动，都不是很要紧的问题。今天请了组织部的同志列席参加，是要加强对中层干部的管理考核。根据我个人的一点经验，任何一级组织中，中层这一环节是非常关键的，企业尤为明显。特别是中层党政一把手，差不多可以决定事业的成败。高层一些决策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，问题往往出在中层，也就是常说的执行力不强的问题。我们面临的局势又如此严峻，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执行力。前天去下面转了几个加班的单位，三分厂，七分厂，还有九分厂和十三分厂，发现一个现象，只有少数单位有中层干部跟班带队，大部分加班单位的中层都不在岗。这怎么可以？马总，”陶唐问分管生产的马光明，“难道公司允许这种情况？”
“确实有带班的规定……”马光明低声说，“执行的不好，我检讨……”
“群众在加班，领导却溜号，怎么能抓好工作？今天上午，我从发规部调阅了年初与基层党政正职签订的责任书，认为就责任追究方面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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