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,因为它不经常发生。
我身上的奇迹并不多,正如我从事的工作一样。
我一生干过两项长久的工作,一是电焊工,二是扫马路。
电焊是我学过的唯一手艺,其水准还能跑一趟鱼尾纹,属于赖了吧唧那个层次。扫马路则属于迫不得已,却没想到干着干着,竟然一连干了十几年。如此看来,这个活儿还真对我的脾气,连已经退休在家赋闲的二姐夫也十分肯定说,我比他更适合干这项工作。我想,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重大变故,或许我能扫到二零一六,圆满的熬到我法定退休年龄。
绞尽脑汁白了毛,
枉费心机搭了命。
这世界上,从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在那万物复苏的美丽季节,我患上致命疾病——肝癌。
常言道,
祸从口出,
病从口入。
我这人一贯毒舌,自然是口业孽恶深重。不说从前那些丢人现脸的糗事,也不说小时候那些没**儿的坏事,单说我这次遇见胡卫东以后,本来就没有啥感觉的我,竟然因为他的几句闲话,惹得我妒火高烧、牢骚满腹,以至于发展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,一连好几天都没缓过劲儿,天天骂,不断嘴,不但骂了他八辈祖宗,只差一点就去掘人家的祖坟。
毛主席诗赋:
牢骚太盛防肠断,
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莫道昆明池水浅,
观鱼胜过富春江。
看看,毛主席写得多好啊!牢骚太盛肠必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只可惜,我这个傻子领悟的太晚啦!身陷生死一线间的我,老人家这些劝勉的宽心话,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,我身上的血液快要凝固了,跟昆明池一样露出干涸的河床。而且,更让我感到忿忿不平是,那些芸芸众生都活得好好的,充满阳光雨露,滋润的如富春江波光粼粼。
尽管如此,我还未完全丧失理智。
在第二次会诊时,我拦住了高粱红。
她说:“咋不让我进?”
我说:“是我看病,你进来干啥?”
那会儿,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,期待着奇迹发生。
不过,现实总是残酷无情,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奇迹。
待我走出诊室,高粱红急忙迎上来。
她问:“医生都说啥?”
我说:“没说啥,告诉我准备住院。”
她一听,夺过我手中病历本,转身走进诊室。
过一会儿,她慌慌张张走出来,呆呆地望着我,看了好半天。
“咋办呢?”
“咋办呢?”
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。
“能咋办?”
“等死呗。”
我无精打采地替她回答。
实际上我还想愤怒地说,我走了正合你心意,今天想睡哪儿就睡哪儿,明天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。不过我立刻收住了话口。一想到我死后,他们堂而皇之躺在我睡过的床上,把本应该我干的活儿都承包了,这简直叫我痛不欲生,顿生一种“心有不甘”的味道。
一想到这,我的脑袋嗡地一声,连个屁也没放出来,顿如霜打的紫茄子,没有一点精神气,耷拉个大脑袋,挪着铅一样沉重的脚步,默默跟在她身后,走出了医院大门。
……
走出大门容易,
再想进大门难。
思维简单的我只知道,我们这座城市失业下岗的工人最多。
但我却不知道住院治病的人也一样多,且和我一样患有重病。
我很纳闷儿,咋有这么多人染上这种怪病。我人坏,没有口德,一生中干了不少缺德的事,偷看红心的小屁股,写“反动标语”,扒眼偷窥,猥亵妇女,睡师傅的媳妇,用人家大姑娘身子,丧尽天良,理应得到报应。只是我想不通,天底下的人都同我一样坏吗?
然而,不管坏人还是好人,患病死亡是他们最后的共同之路。
人一旦得了病,只有去医院一个地方。于是,医院成了香饽饽。我傻子一个,既不认识哪个院长、也不熟悉什么科主任,只有等着排号入院。排号还是一件小事,早一天晚一天总能排上,要是没钱就不行了,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,我现偷现抢也没那个体格。
自从我买断工龄下岗后,连一天养老保险金也没缴纳,就别提每月医疗保险费。不是我不想交,我挣的那点钱仅够填饱肚子。高粱红也不挣钱,应了我娘那句话,没户口,又没有工作,唯一给苟一仁卖化妆品时,算是弄了几个钱,也是我戴着一顶绿帽子换来的。
如今没了企业管我,更没了组织罩着,好歹我还有几个穷亲戚。
这天晚上,又和我小时候“犯事”时情形一样,大姐、二姐、大哥三家人如约而至。虽然佑护我的老娘不在人世,杳无音信的二哥也不能赶到现场,但这丝毫不妨碍家人对我的特殊关心和照顾,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,这将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后一次家庭会议。
这是一次特殊会议,毕竟生死有别,大家顾忌我的感受,背着我曲曲。
我说:“你们随便说,我是个傻子,听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。”
尽管如此,大家首先谈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,关于这事告诉不告诉清明。
但我不想让清明分心,立刻一锤定音:“要是告诉清明我就不做这个手术。”
当然,下一个问题才是实质,事关手术费的分担,大家不由沉默起来。
我心里很清楚,我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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