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三十一 活着〔2〕(1/2)

遵照我的强烈要求，手术没有通知在京城读书的清明。

在上手术台前一天，一位水灵灵的小护士给我净了身。

小护士二十出头，长的白白净净，两眼闪着羞涩的目光，带我走进诊察室。一脸通红的她，声音颤抖，叫我平躺床上，伸出一只麻酥酥的小手，伴着刮刀的“酥酥”声，在我下体游走了片刻。可以这样说，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尴尬、最为难受的时刻。僵硬着身子的我，哗哗地冒一头汗水，随着心脏一下一下的咚咚声，才算走完了手术之前最后一道程序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家人送我到手术室门前，弄得生死离别似的。

我大声道：“我死不了！”

大哥却不以为然，拉住我的手。

我再说：“我真的死不了！”

大哥再叫道：“我的傻弟弟呀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千万别这样，有话就说呗。”

大哥这才说：“好，好，你有啥话给清明吗？”

我一听，不高兴了，刚想回应道，我不是还未死呢！

但我立刻住了口，因为刹那间我看见大哥眼里噙着泪花。

我也动了感情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，想到最终还是摇摇头。

其实，我真不是不想说，只是不知道这时候我该说些啥。

然而在手术室大门关闭的的影子。

我顿时激动起来，立马转过头，冲着那扇没有关严的门，厉声喊道：“大哥！万一我走不出这屋，哪天你见到我二哥一定要告诉他一句话，就说我这个傻弟弟很想很想他！”

连我都没料到，一说完这句话，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外涌。

这是我人生中流出的第二次泪水，除了一股酸涩还是一股酸涩。

人们常说，男儿的泪水金不换。但在如今，无论男人和女人，早已经泪腺泛滥，想什么时候流就什么时候流，甭管到了没到伤心之处。只不过那会儿，可怜的我还没来得及拭干那两滴眼泪，便赤条条的如一头猪被搬上手术台，交给了一位叫邵可夫的军医手里。

在麻药还没有发挥作用之时，我非常认真地看着自己的主刀医生。

从面相上看，邵可夫四十二、三岁，瘦高，秃顶，山东人，话音里带着一点老夸味。在麻醉师往我的腰椎注射药物之前，他对我说，要不要你妻子进来看看。当时，我并没有听懂他话里面的意思，就说，现在是割我的身子，又不是割她的身子，叫她进来干啥？

后来，我和高粱红说起过这件事，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待遇。手术室属于生命重地，一律闲人免进。不过，经主刀医生同意的患者家属会被允许进入，我想，这大概是发出去的红包所起的作用，可能有些不好意思的邵军医，他打算以此特权给我的家人一点回报。

不过，有关红包究竟包了多少钱，至死我也没有闹清楚。高粱红说，给了五百元。因为她只给了我大哥五百元。大哥说，一共给了一千元。他说，那个麻醉师一直向他表决心，让他感觉有点过意不去，就从自己兜里掏出五百元，算是给那个麻醉师一个安慰奖。

抛出这之外，我也不清楚手术进行了多长时间。

如今我模模糊糊只记得，一片迷迷茫茫之中，看见邵可夫军医那张模模糊糊的脸，听到他那柔和地声音。他对我说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当时，我十分想对他说声谢谢，而且还想问问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“没事了”这个词是真的吗？但是，全身软绵绵的我，像一根溻了锅的面条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着力点，早没了说出一句话的力气。

等到后来我又知道，我不清楚的严重问题还有一个，只是没一个人会主动告诉我，那才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大问题，因为我的肚皮是咋割开的最后咋缝上的。一言以蔽之，在我病灶的区域内，已经没有什么坏地方可以下刀，那些不该坏的地方几乎一坏到底，即使华佗再世也没啥**毛办法，最后只取下一小旮旯样本，送实验室做个病理证据而已。

这个问题直到我病入膏肓、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我的女儿清明才对我讲。

那天晚上，她死死拉住我的手说，老爸，你身子骨已没有先前那么结实，求求你，千万别再逞强，每天能写多少字就写多少字。紧接着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悲伤，声泪俱下地告诉了我实情。此时此刻我才知道，清明看着自己太可怜，她不忍心再向我隐瞒事实真相。

实际上，刚刚做完手术那几天，我对未来还是蛮乐观的，自我感觉良好。

傻傻乎乎的我，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还天真地以为命运仍然掌握在我手里，还可以自由支配几年的时光。关于这一点，从我手术后一些出格的表现，完全可以证明我的乐观和淡定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术后第三天就主动张罗下了床，开始在病房里轻微走动。

到了第五天早晨，我勇敢地迈出病房的门，缓步遛达在长长的走廊上。

这是第十层的走廊，冷清、空寂。

我并且知道，第十一层上面是手术室。

十二层是顶层，具体做什么的我不知道。

所以，十层是全院最高的病房。也许因为住的高，我们离天堂就更近一步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住在这层的病人都是最严重的患者，个个和我得的病一样，全是癌症患者。

癌症就是绝症，人人谈之色变。

死亡虽是最平常的事，却难以平常心。

人人都说天堂美，但鲜